作者：生命科学学院00级学生刘旸
讲几个笑话开头吧——
1. Rotation时候的实验室做的是视网膜，实验材料来自小鸡胚胎。一次看老板取材，她不知道身后除了我还站着一位初来乍到的本科生。只见老板拿过鸡蛋，娴熟地“哒哒”敲敲，蛋壳破掉，一只弱小的脑袋在汤汤水水里微微蠕动了一下；老板二话没说地拎起，一剪子下去，鸡头落“地”。本科生应声脸色大白，以豹的速度冲出实验室。我们从此再未谋面。
2. 后来听说有用成年鸡做实验的科研老手，连剪子也不用，使手一拽，卡嚓一声脖子就掉下来，身子下边的翅膀还在扑腾，顺手按在一只箱子里，待平息方可处理那无头身躯。
3. 其实这个手法在实验室处理小鼠的时候屡见不鲜，只是可以滴血不见，起了个庄严的名字“The Pencil of Death”。具体操作：左手持死神之笔，压住小鼠后颈，右手轻抚小鼠身体至尾端，趁其紧张情绪稍稍平复，用力拽尾巴；伴随手下咯嗒一响，脊柱在皮肉内分为两端，天堂里多了一只小鼠；也有好心人怕给小鼠徒增痛苦，用力过猛，头连皮带肉脱掉，血溅四方；更有甚者，心里一软手下缺力，只把小鼠拽了个半瘫，可怜程度无可名状……
4. 小鼠的另一个作用是做滋养癌细胞的活温床。老板学生时代曾把一管癌细胞注射到小鼠腹部，以致其腹腔胀大形似怀孕，不同是怀的东西比“一月怀胎”长得快，如果此时用针头把内容物抽出来看，满腔全是飞速扩增的癌细胞。
5. 老板隔壁也做小鼠，据说那位老板做事干净利索，致死小鼠的方法是：拎其尾巴抡圆了胳膊敲向桌边，命中率接近100%。“接近”的意思是：击中头部或脖颈小鼠即刻毙命，击不中的时候脸上就只淌过一摊鼻血。
6. 还是老板学生时。去Chinatown买活鱼提线粒体，回来放进水池不知如何杀死。那是一个没有google的年代，他提起一把快刀，闭上眼向鱼的方向猛刺数十刀……完毕后所幸肝和肾尚在，老板获得实验材料，得以毕业。
未完待续……
以“笑话”作噱头，不过我想你的注意力一定已经不在那些手足无措的人；这篇文章的主角也刚巧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掉脑袋或开膛破肚的、一生只为一死的小家伙。
为什么要蹂躏实验室动物
动物实验，科学家称之为Animal Experiment，中性词；反对者则喜欢用Vivisection——这个词非常象形地表现了“活生生地剖开”的意思，同时带有很重的严肃气，使得厨房里“活体解剖”的行径自惭形秽地不能归入它的行列。尽管今天Vivisection所涵盖的内容已经扩展到其它类型的动物实验，但那股血腥味道却毫无疑问地携带下来。
动物实验中争议的焦点是哺乳动物，或至少是有中央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上文中的鱼、鸡、小鼠都算。若换算成具体数字，那么我们在此讨论的是1亿根脊椎骨支撑起的生命（全球每年）。无脊椎的虫子和蚯蚓，至少到现在仍被争议双方默契地躲开。
今日的医学知识，包括血液循环、麻醉技术和心脏手术等等，无不是从剖开动物身体开始的。中学生物课本中这样描述经典而简单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试验：给狗喂食的同时总是摇铃，将来脱离食物只摇铃的时候，狗嘴就会分泌唾液，于是条件反射被人为建立起来。看着这段话，我眼前出现了长胡子的巴普洛夫爷爷一手摇着铃铛一手扒开一张大嘴的欢愉景象。然而多年后，我却看到了那张大嘴的真实照片——唾液腺被外接到一根管子，而管子再通过外科手术固定在狗的脸侧，这只狗就是戴着这样的装置期待着铃声响起，并将自己的唾液徒劳地贡献给一根冰凉的管子（图）。
“活体解剖王子”贝尔纳又被誉为“生理学奠基人”，用来奠基的砖头是动物尸体，他使解剖地位窜升，并成为了一道标准实验程序，请注意，十九世纪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使用麻药。举一个不太血腥而且卓有成果的例子，他曾经用一些小猫小狗验证植物中Curare这种成分的麻痹作用，具体做法是先对动物进行药物注射，然后想办法令它们疼痛。强力的药效使得这些动物可以感知，却无法用身体做出应对和自我保护；实验划时代地向人们展示了反射弧的组成（接受刺激和传出动作指令是分开的），但想必小猫小狗也生不如死。贝尔纳的名言是：“生命科学是一座雄伟华丽的殿堂，但是到达它的必经之路是一间又长又可怕的‘厨房’。”
再请看你身上的印记：牛痘、百日咳、白喉……为了这些疫苗，不知有多少动物倒在了实验台的血泊之中，它们的生命轨迹看似与你的并无相逢，其实你身上这颗痘早在百年之前便和它们的命交织在一起。
举例说。脊髓灰质炎是我们常能听说的一种病毒疾病，主要袭击三岁以下的儿童。它的病毒从口中进入人体、进入血液，然后侵入中央神经系统，破坏四肢、躯体以及脑干的神经细胞，最后造成瘫痪甚至死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了疫苗，终于将病毒逼到了一个小角落。但在它的开发过程中，首先便遇到了获取实验材料的问题——只有利用活的神经细胞，才能模拟引起瘫痪的过程。那个时代还没有培养人类细胞可以用，所以第一步所需就只能杀动物取细胞。另外，疫苗的原理是用灭活病毒侵染动物体，一个个“灭活”的候选者就像一座座休眠火山，个别时候有毒性重现的危险，于是在“选拔”过程中，一些运气不好的猴子就做了人的替身，被迫变成了脊髓灰质炎患者。现在，人们又懂得了如何对小鼠进行基因改造，让它们对人的病毒易感，和猴子相比，它们又小又便宜，生命周期短，繁殖也快，于是这些原本被病毒看也不看的小家伙，也主动地将病毒揽入体内。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动物实验的必要性。有人称，动物实验不仅“残忍地把身体置于一种非自然状态”，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动物的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人体状况，再加上动物在痛苦的情况下可能做出反常的应对，不能对其结果过于依赖。
而许多国家也曾由政府出面，对动物实验进行限制，比如要求尽量减少杀死实验动物的数量；尽量减少动物承受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致死）；利用麻药；术后加强照料或实行安乐死。
以一幅有趣的图片作为这段的结尾吧。同《创世纪》相反，纳粹对动物疼爱有加，1933年，他们颁布了欧洲最详尽的“动物保护条例”，几位领导也坚持素食。只是其原因有点小心眼——他们认为动物实验是“犹太人的科学”。图中骨瘦嶙峋的实验动物满脸穷酸，却直挺挺地振臂，用我们恐怕不能懂的语言高呼：“嗨希特勒～”
人类眼中的动物
让我们从人类的诞生讲起。
西方宗教里，上帝最爱人：《创世纪》中描述了一棵树，它没有好好为人类结果子，上帝就把它阉了……再说动物，亚当和夏娃犯错误以后，上帝将他们赶出伊甸园，却交给他们权利去统领海里的鱼儿，空中的飞鸟，陆上的牲畜以及一切在地表爬行的活物。动物是为了人类利用它们而存活的；人便可以取它们性命，吃它们血肉。上帝当时究竟有没有给人类授权另当别论，毕竟这个“事实”是由人口转述，然而在现实中另有一些白纸黑字，记录下了历史上各种理论，以及争论。
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几百年便实施过动物解剖，他那时的理由是“动物不会推理，没有智力、信仰、情绪，只是对外界信号产生功能性反应，因此地位低下，生来只为给人服务”。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许多诱人的推论，某不便公开姓名的哲学家说：臭虫的存在是为了在早上叫人类起床；老鼠的存在使我们可以记得扔掉陈旧的食物……于是，蹂躏动物自然算不得一项罪行。亚里士多德德高望重，再加上比较符合《创世纪》的精神，他的理论直到几千年后还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施加影响。
人对哲学问题以及伦理的思考，向来同对世界的观察以及兴旺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动物权利被人屡屡探讨，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笛卡尔在哲学、文学、数学领域颇有建树；不过我不得不说，他似乎并不怎么了解动物：据说，他在私下似乎对动物还是不错的，却得出“动物没有痛觉，甚至根本没有知觉；只是一个复杂机器”的结论（图）。这个让人颇为费解的主张，成为了后来几百年间很多人讨论人和动物关系时的依据（当然也包括讨论残忍的动物实验是否合理时）。同我一样，伏尔泰也颇为不解地说：“一些野蛮人抓住狗，把它们钉在桌上，剖开它们展示其五脏六腑。你看到它的体内装着和你完全一样的器官。回答我，机械师们，难道自然就是这样将感觉的器官安插在动物体里，却不赋予它们任何感觉么？”
而康德则回避开动物是否能感知疼痛的焦点，一如既往地审视人心，在他看来，对动物不好，让它们受苦，伤害的恰是人自己的同情心和人自己的感情。这是一个十分谦逊和以人为本的想法，突然想起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实验室中，一般人都只会耍弄别人的小鸡和小鼠，对自己的则保持决然不同的冷峻态度；“真可爱啊”这种赞美也只有对别人的实验动物才夸得出口——没有规定，但已经变成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人类世界的中心还是人本身啊。
生物学家也许是最能真切体会动物实验两难处境的人。刚刚200岁的达尔文说：“你问我的意见？我非常同意为了生理学的研究使动物受苦或剥夺它们性命，但动机绝不是简单为了解决人的好奇。这是一个令我由于惧怕而恶心的问题，因此我不会再说一个字，除非我晚上不打算睡觉了。”1822年，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第一部明令管理动物解剖实验的法律在英国诞生了。
死得其所
为了感谢你看到这里，来讲点轻松的。法国电影《蝴蝶》中有这样一段：八岁的小姑娘和一位蝴蝶专家爷爷在丛林里看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她在看我们！”“不，她在闻。如果风吹向她的方向，她就能从中闻到我们的味道。”小姑娘聚精会神、纹丝不动地看，周围鸟声虫鸣。“砰”的一声枪响，母鹿在小姑娘的注视下倒下去。爷爷抱住小姑娘，说：“这是非法狩猎者。”
后来，小姑娘在爷爷的指导下捕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爷爷说，放到沾了氯仿的棉花下，它们就能没有痛苦地死去。小姑娘瞪大眼睛，说：“非法狩猎者？”爷爷怔住，随即点了点头。
看来，“科研”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给动物实验挂上“合理”的标签。相反，在动物权利斗争中，一条实验室灰狗引发的血案（Brown Dog Affair）曾经掀起巨大风浪。你看，狗同人的性情最接近，它们是人最亲密的朋友；所以人在最需要牺牲他人的时候也最先想到它。于是1906年的英国才诞生了这位“狗权”卫士——尽管它并非自愿。
一个相对和气的版本是这样记录的：这条苦出身的灰狗也曾是一条宠物狗，被主人无情遗弃之后又被卖到了实验室。生理学家甲切开狗的肚子展示胰管缝合手术，然后将之搁置了2个月；在经过2个月的痛苦煎熬后，这只狗又被带入讲堂，仰八叉绑在木板上，嘴套上笼子以免出声，缝合的肚皮被重新割开，展示前次手术的结果；这只生命力顽强的狗的噩运还没有完结，他又被交给生理学家乙进行第三个手术，切开脖颈露出唾液腺，接受电击并展示唾液分泌和血压之间的关系；在反复实验半小时后，生理学家乙宣布实验失败，将狗交给一位明日的诺贝尔奖得主学生丙，令其摘取胰脏然后用刀夺其性命。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教授们说他们使用了麻醉，然而在场几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声称并没有闻到任何麻醉药物的味道，同时看到狗的挣扎惨不忍睹。
伦敦的动物保护组织于是联合起来捍卫狗权，不仅在城市的中心为它竖起雕像，还在下边添油加醋地写一句：“英国的男士和女士们，这件事我们还能容忍多久？”这句话触怒了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常常在夜里集结起来偷袭雕像，搞得警察必须24小时看护这只“灰狗”。4年过去了，伦敦警察终于烦死了，只好把狗雕像藏起来。不过据说后来还是没能看好，灰狗雕像惨遭损毁；70载春秋过后，另一尊再度在原处树起，并成为反对实验虐杀动物的图腾。
说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让大家痛恨动物实验，而是想说明现如今和它相关的每条法律都是实验动物的鲜血换来的。尽管研究人员一般并不会因为手段“残忍”而被检举，各个条例也总是令人无奈地加上“如果不影响实验结果”的前提，然而法律毕竟已明文规定：要尽可能使用麻药；同一个动物个体不能参与多于一次实验；如果实验动物的痛苦不能通过药物和照顾解决（包括被取了身体部件、抑郁、止疼无效、大型动物五天以上无法进食），那么必须将之杀掉。
你看出来了么，其实法律悄悄对动物实验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如果我们用“耸人听闻”的方式解读一下，它实际上默许了“不施麻药”、“不让动物复原”、“持续不断地操作一只动物”等做法——法规尊重动物，但更尊重“科研必要性”。于是，生杀大权还是交回到科学家手里。
如今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动物是可以承受痛苦的，因为“让动物痛苦”的负罪感，可以被“带来人类幸福”的成就感所中和。
这其实已经默认老鼠、兔子，甚至猴子都比人类低等。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究竟多么低才算低？我们和其它动物的区别究竟有多大？也许，小姑娘手中的蝴蝶在听到爷爷要给她施用氯仿的时候没有能力思考这种死法的人道程度；不过，或许小猴子可以，它们也许还会用我们无法定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或者具备我们不具备的感情呢？
“权衡利弊”的思路还有另一个问题，它让人不由得想起广受批评的功利主义道德标准。功利主义认为，考虑一项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就要综合每一个元素的幸福和痛苦的总和，比如，如果动物实验总的来说增加了地球万物的幸福程度，那么道德上就是正确的。
听起来还不错么？
1999年的时候，NATO轰炸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炸毁了中国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在事后英国外交官接受BBC采访时，他评价说：考量了近期所有成果，这点小失误最终还是为促进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是给科索沃人民带来幸福过程中一个小小牺牲。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么，功利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它只在你考虑所有“他人”的幸福和疾苦时成立；但轮到你的时候，谁也不愿去当那个被别人的幸福掩盖的人。你没有权利决定谁是那个“他人”。
尾声
有一个哲学概念叫“自然主义谬误”，它描述了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得知足够多的事实和真相，便可以解答一切伦理问题。
因此，科技发展到某一天，我们也许可以精确定义什么是思维，定义什么是“一只蛤蟆”和“一个人”，我们能钻进小鸟儿的脑子，看它们究竟有没有伤春悲秋，再钻进小鼠的脑子，看它们是不是因为实验而产生了痛苦和怨气……然而知道了这一切，该如何进行动物实验的争论仍将继续，而且人类仍然会选择牺牲动物来换取人类快感——我们向来不乏让自己摆脱愧疚感的能力。
在最后审判日，兔子来了，上帝问：“你这辈子都做了什么”，兔子回答：“穿越原野生了一堆小兔子”；小鸟来了，“你这辈子都做了什么？”，“飞向空中生了一群小小鸟”；麋鹿来了，“我在林间高歌生了许多小麋鹿”；单峰驼说：“我冒险穿越山峰生了许多小骆驼”；野狼说：“冬天，我奋力猎食，所以我吃掉兔子”；小狗来了，说：“我对主人忠贞并生了许多小小狗”；最后，人出现了，他说：“我认真工作努力赚钱，并且生了许多小孩儿”，“你的孩子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全都在战争中死掉。”上帝宣判大家统统上天堂去。动物大叫，连人类也可以么？上帝回答说，对，连人类都上去！都怪我太心急，只用7天造万物，若用15天，造物也许能够更加完美无暇……
“不完美”的我们会生病，且希望自己不生病；而我们那无法“完美”的伦理，也可以宽恕我们权衡利益，最终作出“不公平”的决定。
伦理问题的答案只在你的心中，因为它们超越“真相”之界。
